柴胡

《本经》：「茈胡，味苦，平。主心腹，去肠胃中结气，饮食积聚，寒热邪气。」

《别录》：「微寒。除伤寒心下烦热，诸痰热结实，胸中邪逆，五脏间游气，大肠停积水胀，及湿痹拘挛。」

〔正义〕柴胡，古本作茈胡，今则通用柴字。虽味苦而气寒，然性质轻清，以升腾为用，故凡寒热之气，积滞不宣，及痰食水停之不得疏通者，得其升举宣发，则清阳敷布，而积者化，滞者行矣。此《本经》所以主心腹肠胃中结气，并治饮食积聚，寒热邪气，而《别录》所以除伤寒心下烦热，并及痰热结实，胸中邪逆，五脏间游气，而又能治大肠停积水胀也。皆就气机窒滞，而痰食水气因以阻结者言之，故以柴胡之轻清者，鼓动其气机，则寒热、饮食、痰结、水停，俱可治疗，此与破积导滞之义，截然两途，非柴胡之能攻破积聚，消痰逐水也。其主湿痹拘挛者，则阳气宣布，而络脉通调，斯痹著者行，而拘挛者伸矣。《本经》更有推陈致新，及久服轻身，明目益精之句，亦谓其振动清阳之气，则气血调和，陈莝去而自然生新，且清气上升，亦与明目益精之义本不相背，然皆推广言之，而极意以形容其功效，非用药治病本旨，且升清之药，过服则为害亦烈，故删之。

〔广义〕洁古：散肌热潮热，寒热往来，胆瘅（皆以为散热之用，然只可少少佐使，通达腠理，暂为嚮导，必非主任之才）。

东垣谓：能引清气上行于阳分，又能引胃气升腾。则芳香宣举之功也。又谓：治疟以柴胡为君（则因其升发而能散寒热耳）。又谓：疮疽用柴胡，以散血结气聚（亦取其轻清散结之意）。

濒湖谓：主治阳气下陷（即东垣升清之义也）。

石顽谓：脾胃有热，阳气下陷，柴胡能引清气，亦退热，故东垣补中益气汤用之，以引肝胆清阳之气上行，兼以升达参耆之力。

寿颐则谓柴胡能升清气，是升举脾胃之气，而肝胆之气，必不可升，教猱登木，为害最厉，石顽此说，大不可训。

〔发明〕柴胡味苦，而专主寒热，《名医别录》称其微寒。然春初即生，香气馥郁，而体质轻清，气味俱薄，则禀受升发之性，与其他之苦寒泄降者，性情功用大是不同。《本经》《别录》主治多属肠胃中食饮痰水停滞积聚之证，则诸般积聚，皆由于中气无权，不能宣布使然，柴胡禀春升之气，能振举其清阳，则大气斡旋，而积滞自化。徐洄溪谓其能于顽土中，疏理滞气，盖合于东方生发之木德，故能使土气宣化，而扶助肝木，遂其畅茂条达之性，正是木能疏土之本旨。昔人每以柴胡为少阳药者，亦以其既具春升性质而又疏土达木，最合少阳生发之气也。其治外邪寒热之病，则必寒热往来，邪气已渐入于里，不在肌表，非仅散表诸药所能透达，则以柴胡之气味轻清，芳香疏泄者，引而举之，以祛出邪气，仍自表分而解，故柴胡亦为解表之药，而与麻桂荆防诸物，专主肌表者有别，此则所谓柴胡为少阳专药，而少阳之证，属于半表半里者是也。仲景小柴胡一方，主治不一，而必以寒热往来，胸胁苦满，心烦喜呕，或胁下痞硬而痛，或乾呕，或往来寒热，休息有时，如疟等证为柴胡证，盖诸证皆属少阳，亦皆肝胆之气，郁而不宣之证，则邪已不复在表，而亦未尝及里，既非表证，又非里证，无以名之，乃名之为半表半里。盖言病势如此，乃寒气郁结于半表半里之间，非一半在表，又一半在里之谓，正此而柴胡疏达肝胆之郁，又能芳香透泄，可以驱邪达表而散，是为正当主治。然昧者又因其可以达表，而遽认为发表之品，一见发热动辄乱投，是又大谬不然矣。且柴胡证之呕逆，及胸胁痞痛诸症，固皆肝胆木邪，横逆为患，乃以柴胡之升腾疏泄者治之，既非镇摄之品，何以能制刚木之横，则以病由外来之寒邪所乘，肝胆之阳，遏抑不得宣布，失其条达之本性，因而攻扰恣肆。柴胡能疏泄外邪，则寒郁解，而肝胆之气亦舒，木既畅茂，斯诸证自已。乃或又因此而谓柴胡能平肝胆之横，凡遇木火上凌，如头痛耳胀、眩晕呕逆、胁肋痛等症，不辨是郁非郁，概投柴胡，愈以助其鸱张，是乃为虎傅翼，则又毫厘之差，千里之谬矣。且柴胡之治寒热往来，本主外感之病也，故伤寒、温热、湿温诸病，始则大寒大热，已而寒热间断、发作有时、胸胁不舒、舌苔浊腻者，斯为邪在半表半里，柴胡泄满透表，固是专司。若乍病之时，忽寒忽热，一日数作，则邪在气分，尚是表病，柴胡亦非其治。若至病久气虚，亦复寒热往来，而脉见虚软，舌色光滑，是谓虚热，又非邪盛之寒可比，则柴胡升举亦非所宜。惟必审知其为脾阳不振，中气下陷，则东垣补中益气之方，乃堪採用，然升、柴升清，特其少少之辅佐品耳。至如疟病之寒热往来，既有不移时刻，又似仲景小柴胡成法，正为此证一定不易之主方，然在寒热方盛之初，或多寒，或多热，亦当分别见证各为治疗，并非用得一味柴胡，便可自谓通治疟病之秘钥。惟必至寒热发作，虽有定时，而日至日晏，则邪入渐深，乃为正气不足、清阳下陷之候，所谓阳病渐入于阴，非柴胡升举其清气，不能提出阴分，还归于表而病解，则柴胡乃是必不可少之药。又疟缠既久，邪势已衰，而正气亦惫，是又所谓脾阳不振之候，亦必以柴胡升举中气，使其清阳敷布，而后寒热可止，则须与补脾之药并用，东垣之补中益气汤方，最为合拍，是乃虚疟之宜于柴胡者。此外则虽是往来之寒热，而柴胡亦非必用之药矣。乃历观古今议论，信之者必谓柴胡为疗疟之主药，而畏之者且谓疟病不当用柴胡，是皆一偏之见，徒以逞其辞锋，肆其攻击而已，吾未见其有当也。若专论脾气不振，清阳下陷一证，是为脾虚之候，其原因于飢饱劳役，伤其脾胃之阳，因而气息奄奄，精神疲惫，或能食而无气以动，或不能食而倦软异常，而又绝无别种见症，但面色萎黄，形神委顿，脉来濡弱而已，此惟藜藿之体，操劳耐苦，及服田力穑，任劳任饿，或受风雨寒冷，伤其脾气者，乃有是证，则宜补养脾土，而少少升举其下陷之清阳，投之辄效，东垣之升阳益气等方，皆为此病而设。盖东垣当时，值金之末世，大兵大疫，其人民流离颠沛，皆受飢饱劳役、寒风凄雨之伤，最多此种病证，所以一生事业，习用升麻、柴胡，几如朝饔夕飧之不可一日而缺，而脾胃之论，尤其生平绝大著作，专为此证而设，是又应用柴胡之一端。而膏粱之体，及大邑通都之中，此证有百不得一，则虽有此升清举陷之妙法，又将苦于无所用之。乃或者又谓东垣佳方，无施不可，开口益气，动手升柴，如薛立斋、赵养葵辈，吾究不知其从何处觅得此许多对药发病之人也。若夫富贵之家，晏安之辈，恒多虚证，则又嗜欲之害，下元之伤，同是虚也，而病证绝异。方且阴薄于下，阳浮于上，滋填潜镇之不遑，又安得漫与升清，致令木已摇而速之立蹶。乃或者又谓柴胡能通治虚劳发热，不又荒谬之尤者乎？约而言之，柴胡主治，止有二层：一为邪实，则外寒之在半表半里者，引而出之，使还于表，而寒邪自散；一为正虚，则清气之陷于阴分者，举而升之，使返其宅，而中气自振。此外则有肝络不疏一证，在上为胁肋搘撑，在下为脐腹?胀，实皆阳气不宣，木失条达所致，于应用药中加入少许柴胡，以为佐使而作嚮导，奏效甚捷，此则柴胡之真实功用，以外别无奥义。凡古今各家之论，苟有不合此三层作用者，皆其立说之不无可议者也。

〔正讹〕柴胡，禀春升之性，而以气胜，故能宣通阳气，祛散寒邪，是去病之药，非补虚之药。在脾虚之病用之者，乃少许引导作用，藉其升发之气，振动清阳，提其下陷，以助脾土之转输，所以必与补脾之参、耆、术并用，非即以柴胡补脾也。甄权《药性论》谓治热劳骨节烦疼，虚乏羸瘦，盖亦指脾气不振、清阳陷入阴分者言之，故下文更有「宣畅气血」四字，明谓此是气血不畅，用柴胡以振举其清气，则气血自能宣畅，且可透泄其热，斯为热劳羸瘦之正治，初非谓劳瘵既成之后，血液耗竭，灼热将枯，而亦以柴胡升散之也。乃后人不知辨别，竟误以为劳瘵通治之良方。《日华本草》竟有「补五劳七伤」之句，以升阳散寒之药而妄称为补，大错铸成，实源于此，洁古因之亦直以「除虚劳」三字为言，盖至此而柴胡遂为虚劳之专主矣。亦知劳有五脏之分，虚亦有中下之异，而无不发内热者。心脾之劳，阳气郁结，而为灼热，以柴胡升举而泄散其热，宜也；若肝肾之劳，阴精耗烁，而为蒸热，亦以柴胡拔本而发扬其热可乎？中虚之热，为阳入于阴，此柴胡提出阴分，是使之返归本位，如人坠深渊，挈之登岸是也；若下虚之热，为阴出之阳，亦以柴胡举之上升，是使之脱离根底，如百穀丽土，拔之石上可乎？况东南之人，体质多薄，阴液本虚，而在膏粱之家，又复多逸少劳，嗜欲不节，肝肾阴虚，十恒八九，而脾胃阳虚，十不一二，则治虚热而不辨阴阳，浪用柴胡者，真杀人惟恐其不速矣。寇宗奭已谓柴胡治劳，误世甚多，若无实热，不死何待。张景岳亦谓柴胡善泄善散，大能走汗，大能泄气，凡病阴虚水亏，而孤阳劳热者，不可再损营气，固未有散而不泄气者，亦未有汗而不伤血者，阴既虚矣，又何可再损其阴云云。皆是剀切详明之论，若王海藏之所谓产后血热，必用柴胡，李濒湖之以治小儿五疳羸热，则皆含浑言之，其流弊固不浅也。

仲景少阳病，以胸胁满痛、心烦喜呕、胁下痞满等为柴胡证，本为外感之寒，遏抑正气，肝胆刚木，不得条达，故以柴胡疏散其寒，使肝胆之气条畅，而诸证自安，前已明言之矣。乃浅者犹因此而误认柴胡统治肝病，遂于肝火凌厉之头痛眩晕、耳鸣耳胀、目痛耳聋、胁痛?胀等症，亦复以柴胡为必需之品，不知其非外寒遏抑，是为木火自旺，法宜潜阳泄降为亟，而亦妄与宣散，适以张其烈焰，不至痛彻顶巅、胀塞胸膈不止，是又藉寇兵而赉盗粮，治病反以增病，皆粗心读书，知其一不知其二之弊，千里毫厘，误人最捷。然洁古亦止谓柴胡治心下痞，胸胁满；濒湖《纲目》且谓平肝胆、三焦、包络相火，及头痛眩晕、目昏、赤痛障翳、耳聋耳鸣；景岳亦谓治肝胆火炎，胸胁结痛，少阳头痛，又皆囫囵吞枣，最易有抱薪救火之祸，俗医之不知辨别，实即诸先辈有以教之也。惟遇诸般肝胆实火之证，能于潜摄抑降队中，少加柴胡二三分，以疏肝气，藉作嚮导，或亦有效（近人用醋炒柴胡，即为此等证治而设），固不可漫不加察，而误认肝家主将，无施不可也。

仲景本论，热入血室证凡三条，而以小柴胡汤主治者，独繫于经水适断之一条。此之适断，盖谓月事已净而自然停止，非以热盛灼烁成瘀而半途中止，是其血室空虚，而邪热因以陷入，故宜以柴胡提其下陷之热邪，而大枣、参、甘补虚诸品，恰合分寸（本论此节，「其血必结」四字，必是经水适来两条中之错简，不然，岂有其血已结而不为攻破，反投以参、枣，补住其瘀之理，古今注家，望文生义，皆不可解）。观其经水适来两条，一则曰胸胁下满，如结胸状，谵语者，此为热入血室，当刺期门，随其实而泻之；一则曰昼日明瞭，暮则谵语，如见鬼状，此为热入血室，无犯胃气及上二焦，必自愈。岂非以发热之时，适值月事，与夫既热之后，月事本未及期，而热逼经行者，皆为血室热盛之候，热邪深入，其血为瘀，故宜刺肝之募穴期门，以泻肝经实热，并宜破血攻瘀，直疏下焦，因以无犯胃气及上二焦为戒。寻绎此经水适来两条，皆为实证，则经水适断一条，明是虚证，两两对勘，极为晓畅，而适断者之主以柴胡、参、枣等药，其旨尤显。然则适来两条之万万不能视同一例，而主以小柴胡汤者，亦可于言外得之。今人治热入血室之昼日明瞭、暮则谵语、如见鬼状者，恒用桃仁承气等逐瘀之品，其效最捷，皆是热逼经行，经水适来之证治。而如仲圣所谓适断之热入血室，宜于小柴胡之证，殊不多有，即有热盛而经水适断者，亦是热邪蒸灼，瘀而不行之适断，亦宜逐瘀，必不可徒读父书，谬引小柴胡汤一法，助桀为虐。陆九芝《世补斋》前集，阳明病释第二卷，于经水适来，暮则谵语，如见鬼状一条，释之曰，此言谵语之来路有不同，热入血室，亦能谵语，而病则不在胃，即非承气之证，故曰无犯胃气，仲景于热在血室，必曰无犯胃气，则仲景于热在胃气，必曰无犯胃气（注：胃气，《世补斋》医书作「血室」）可知，可证九芝意中于经水适来两条，亦知为血瘀之实证，宜逐瘀而不宜于小柴胡汤。奈何王海藏竟谓经水适来适断，易老俱用小柴胡汤，加以四物汤及秦艽、丹皮等为调经之剂（易老此法，非惟不辨虚寒（注：寒，疑为「实」之误），且合用四物，尤其庸陋，更不可训）。李氏《纲目》亦谓柴胡治热入血室；石顽《逢原》亦谓必用柴胡；而徐灵胎之《伤寒类方》竟于如见鬼状一条，补出治以小柴胡汤之说，尤为可骇，夫以徐氏之高明，而犹有此不辨虚实之谬，宜乎今人读书，大非易事。寿颐谓果以柴胡治经事适来之实热证，势必瘀热更炽，阳气上浮，不仅助其昏愦，可使发狂而逾垣上屋，亦可使其逆经倒行，变为吐衄，嘉善沉尧封氏《女科辑要》所载热入血室治案数条，皆以误服柴胡加剧，寿颐曾为沉氏书作笺正二卷，论之甚详，可互证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