挟虚证治

病有先虚后实者，宜先补而后泻，先实而后虚者，宜先泻而后补，假令先虚后实者，或因他病先亏，或因年高血弱，或因先有内伤劳倦，或因新虚下血过多，或旧有吐血及崩漏之证，时疫将发，即触动旧疾，或吐血或崩漏，以致亡血过多，然后疫气渐渐加重，以上并宜先补而后泻，泻者，谓疏导之剂，并承气下药，概而言之也，凡遇先虚后实者，此万不得巳，而投补剂一二贴，后虚证少退，便宜治疫，若补剂连进，必助疫邪，祸害随至，假令先实而后虚者，疫邪应下失下，血液为热搏尽，原邪尚在，宜急下之，（类编曰，此虚，乃因失下，血液搏尽之虚，非同平日虚怯之虚），邪退六七，急宜补之，虚回五六，慎勿再补，多服则前邪复起，下后毕竟加添虚证者方补，若以意揣度其虚，不加虚证，误用补剂，贻害不少，（温疫论）。

病有纯虚纯实，非补即泻，何有乘除，设遇既虚且实者，补泻间用，当详孰先孰后，从多从少，可缓可急，随其证而调之，　吴江沉青来正少寡，素多郁怒，而有吐血证，岁三四发，吐后即已，无有他证，盖不以为事也，三月间别无他故，忽有小发热，头疼身痛，不恶寒而微渴，若恶寒不渴者，乃感冒风寒，今不恶寒微渴者，疫也，至第二日，旧证大发，吐血倍常，更加眩晕，手振烦躁，种种虚躁，饮食不进，且热渐加重，医者病者，但见吐血，以为旧证复发，不知其为疫也，故以发热，认为阴虚，头疼身痛，认为血虚，不察未吐血前一日，已有前证，非吐血后所加之证也，诸医议补，问予可否，余曰，失血补虚，权宜则可，盖吐血者，内有结血，正血不归经，所以吐也，结血牢固，岂能吐乎，能去其结，于中无阻，血自归经，方冀不发，若吐后专补内则血满，既满不归，血从上溢也，设用寒凉尤误，投补剂者，只顾目前之虚，用参暂效，不能拔去病根，日后又发也，况又兼疫，今非昔比，今因疫而发，血脱为虚，邪在为实，是虚中有实，如投补剂，始则以实填虚，沾其补益，既而以实填实，灾害并至，于是暂用人参二钱，以茯苓归芍佐之，两剂后虚证咸退，热减六七，医者病者，皆谓用参得效，均欲速进，余禁之不止，乃恣意续进，便觉心胸烦闷，腹中不和，若有积气，求哕不得，此气不时上升，便欲作呕，心下难过，遍体不舒，终夜不寐，喜按摩捶击，此皆外加有馀之变证也，所以然者，止有三分之疫，只应三分之热，适有七分之虚，经络枯涩，阳气内陷，故有十分之热，分而言之，其间是三分实热，七分虚热也，向则本气空虚，不与邪搏，故无有馀之证，但虚不任邪，惟懊憹郁冒眩晕而已，今投补剂，是以虚证减去，热减六七，所馀三分之热者，实热也，乃是病邪所致，断非人参可除者，今再服之，反助疫邪，邪正相搏，故加有馀之变证，因少与承气，微利之而愈，按此病，设不用利药，宜静养数日亦愈，以其人大便一二日一解，则知胃气通行，邪气在内，日从胃气下趋，故自愈，间有大便自调，而不愈者，内有湾粪，隐曲不得下，下得宿粪极臭者，病治愈，设邪未去，恣意投参，病乃益固，日久不除，医见形体渐瘦，便指为怯证，愈补愈危，死者多矣，（同上）。

时疫坐卧不安，手足不定，卧未稳则起坐，才著坐即乱走，才抽身又欲卧，无有宁刻，或循衣摸床，撮空捻指，师至才诊脉，将手缩去，六脉不甚显，尺脉不至此平时断丧，根源亏损，因不胜其邪，元气不能主持，故烦躁不宁，固非狂证，其危有甚于狂也，法当大补，然有急下者，或下后厥回尺脉至，烦躁少定，此因邪气少退，正气暂复，微阳少伸也，不二时，邪气复聚，前证复起，勿以前下得效，今再下之，速死，急宜峻补，补不及者死，此证表里无大热，下证不备者，庶几可生，辟如城郭空虚，虽残寇而能直入，战不可，守不可，其危可知，（同上）。

治阴证以救阳为主，治伤寒以救阴为主，（伤寒，盖谓阳证），伤寒纵有阳虚当治，必看其人血肉充盛，阴分可受阳药者，方可回阳，若面色黧黑，（原作面黧舌黑，今从绪论）身如枯柴，一团邪火内燔者，则阴已先尽，何阳可回，而敢助阳劫阴乎，（寓意草）。

瘟疫，其气弱而感浅者，固宜微汗微下，或气强而感深者，非大汗大下，邪何由去，正何由复，必至缠绵不休而死，又谓有当，从补治者，用解毒丸散，气虚而用四君子汤送，血虚而用四物汤送，大非也，盖疫疠之气，其毒最为酷烈，触伤元气，日深一日，即药专力竭才，尤惧弗胜，况以半解半补之剂治之，吾恐正气欲补，而未获补，邪气不欲补，而先受补，邪得补而愈炽。

病日增加矣，即不加甚，定增缠扰，诚为无益，而又害之也，故与其一剂之中，用解而又用补，孰若一二剂之内，即解而旋即补，使药力精专，而邪气顿除，除后或即平补，或即峻补，任我而施为也，何畏首畏尾之若是乎，古人朝用附子，暮用大黄，自非神圣，其孰能与于斯，（会解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