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方加减

徐洄溪曰，古人制方之义，微妙精详，不可思议，盖其审察病情，辨别经络，参考药性，斟酌轻重，其于所治之病，不爽毫发，故不必有奇品异术，而沉痼艰险之疾，投之辄有神效，此汉以前之方也，但生民之疾病，不可胜穷，若必每病制一方，是曷有尽期乎，故古人即有加减之法，其病大端相同，而所现之证或不同，则不必更立一方，即于是方之内，因其现证之异，而为之加减，如伤寒论中，治太阳病，用桂枝汤，若见项背验者，则用桂枝加葛根汤，喘者，则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，下后脉促胸满者，桂枝去芍药汤，更恶寒者，去芍药加附子汤，此犹以药为加减者也，若桂枝麻黄各半汤，则以两方为加减矣，若发奔豚者，用桂枝为加桂枝汤，则又以药之轻重，为加减矣，然一二味加减，虽不易本方之名，而必明著其加减之药，若桂枝汤，倍用芍药，而加饴糖，则又不名桂枝加饴糖汤，而为建中汤，其药虽同，而义已别，则立方亦异，古法之严如此，后之医者，不识此义，而又欲託名用古，取古方中一二味，去其要药，杂以他药，而仍以其方目之，用而不效，不知自咎，或则归咎于病，或则归咎于药，以为古方不可治今病，嗟乎，即使果识其病，而用古方，支离零乱，岂有效乎，遂相戒以为古方难用，不知全失古方之精义，故与病毫无益，而反有害也，然则当何如，曰，能识病情，与古方合者，则全用之，有别证，则据古法加减之，如不尽合，则依古方之法，将古方所用之药，而去取增益之，必使无一药之不对证，自然不背于古人之法，而所投必有神效矣，（源流论）。

按赵以德金匮衍义曰，凡仲景方，多一味减一药，与分两之更轻重，则易其名，异其治，有如转丸者，此言为然，详仲景之于加减，其旨不一，有病本宜某汤，而病长一层，仍加味以添其力者，有某汤之证，更有所挟，或有所阻，仍加味以旁制之者，有某汤之证，药偶有碍，仍减去之者，有某汤之证，并有所挟所阻，仍去彼加此者，更至其至妙者，则一味之出入，表里异其治矣，后世诸家，能达此义者不多，如王德肤，于竹叶石膏汤，代石膏以附子，名为既济汤者，最极其巧，实所少见也，盖用方之妙，莫如于加减，用方之难，亦莫如于加减，苟不精仲景之旨，药性不谙，配合不讲，见头治头，滥为增损，不徒失古方之趣，亦使互相牵制，坐愆事机者，往往有之，加减岂易言乎，王海藏汤液本草序曰，或以伤寒之剂，改治杂病，或以权宜之料，更疗常疾，以汤为散，以散为丸，变易百端，增一二味，别作他名，减一二味，另为殊法云云，此乃变通之极致，非粗工所企知也，又按学者欲精古方之趣，尤要读前辈注方之书，而后熟思历验，始得通其理焉，考注方，昉于成聊摄明理论，而许弘有内台方议，吴鹤皋有医方考，汪訒庵有医方集解，王沧洲有古方选注，吴遵程有成方切用，乾隆御纂医宗金鉴内，有删补名医方论，其他伤寒金匮各注，及张石顽千金方衍义，皆释方意，（程志伊释方一书，唯释名题，不及配合），如王求如小青囊，施沛然祖剂，张石顽医通祖方，亦足见诸家加减之略矣，程黄山易简方论，亦谓注方之益，今录于下，曰著方者多，注方者少，著方者，既不自注其方，后人但依方而用之，未必尽能明药性功能，有利有害，恰当病情也，即如伤寒论中所立之方，未尝不精妙入神，用之不当，昔贤比之操刃，可不慎欤，若使一方便可治一证，昔贤早以预定，何待后人费心耶，盖方犹仿也，可仿法而已，活变灵通，顾在人用之如何耳，若不注明昔贤著方之意，方书徒设，纵多奚为，（按程氏方字解，非其本义，宜参七方条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