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《伤寒论》解读与临床运用
道家思想是我国古代哲学的瑰宝之一。作为中华民族的本土宗教思想，道家思想和中国传统医学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，是历史和逻辑的必然。从历史发展分析，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、体系的建立和道教的创立有共同之处，两者都汲取了先秦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，特别是先秦道家思想、古代巫术、神仙方士等的实践活动，都曾经为中国传统医学和道教的萌生、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养料。春秋时期《老子》一书的问世，标志着道家主要经典的产生，此后的《管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淮南子》等著作进一步继承和阐发了道家思想，强调“道常无为而无所不为” 、“道法自然” 、“天地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”等观点，一直为后世所推崇。道家学说，其义精深，其奥无穷，除了在哲学和政治上发挥过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以外，对于中医学的发生、发展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先秦两汉道家与医药学有着密切的关系，不仅表现在道家著作中含有医药成分，而且表现于当时的医药著作里也具有道家思想，诸如托名道家人物，援道入医，提倡恬淡养生， 追求长生乃至不死等。
现今所知的汉代医药著作，大致包括五个部分：一是《史记 扁鹊仓公列传》中提及的医著；二是《汉书 艺文志》中著录的“方技”著作；三是《后汉书 方术列传》中述及的方技书；四是流传至今的、据汉学者考证为汉代的医药著作；五是１９７３ 年从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医学帛书、竹简。在此五个部分中，均有托名道家人物的医药著作。［１］
两汉医药著作大多与道家有关，甚至直接托名道家推崇的上古人物，是当时的时代风气使然。黄老学派尊黄帝、老子为道家的创始人，而其理论基础则是老子哲学。这一时期是老子哲学的黄金时期。［２］ 早在战国中期的齐国，取代姜氏政权的陈（又称“田”） 氏，为强化其统治，以传说中的上古黄帝为远祖，由此兴起了“黄帝”思潮。这一思潮实为老子学说在新形势下的演变和发展，故被史家称为“黄老之学”。这一学派经过一百多年的传承，影响日渐扩大，及至西汉初年，由于黄老学者盖公提出“贵清净而民自定”的主张，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，并为刘汉王朝所接受，使“黄老之学”成为统治者安邦治国的思想来源。这一学派由此一举而占据统治地位达六七十年之久，其影响遍及政治、文化、科技、民风等各个领域，当然医药学也不例外。如就学派的思想而言，先秦、汉初的儒、墨、法等均主张积极入世而有作为，干预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，惟有道家力主效法天道自然，清净无为，贵生养神，并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防治疾病的研究和实践，所以医与道的共同语言较多。［３］
其实，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互补的，儒、道、释都曾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，并在不断发展中互相渗透融合。但推究起来仍以儒、道两家为最。任氏认为：“影响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思想流派很多，影响深远的不过孔、孟、老、庄四家。四家中孟子是作为孔子的辅翼而出现的，庄子是作为老子的辅翼而出现的。说到底只有孔子、老子两家” ，［４］ 是非常中肯的话。以儒、道相比较，道学更早于儒学。从学术传承来看，诸子之学皆起于战国时期，惟道家之学在战国以前。《史记 老子列传》记载，孔子就曾向老子问礼，做过老子的学生。孔子见老子后曾对学生说：“鸟吾知其能飞，鱼吾知其能游，兽吾知其能走 至于龙，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。吾今日见老子，其犹龙邪。”［５］ 从现存文献典籍来看，先秦诸子中也惟有道家独盛。《汉书 艺文志》所载“九流”（ 九家之学，即儒、道、阴阳、法、名、墨、纵横家、杂家、农家）之中，以道家文献著作最多，计９９３ 篇，雄踞诸子百家之冠。尤其近年来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亡佚两千多年的帛书《黄帝四经》，为我们研究先秦“黄老之学”提供了重要文献，确证黄帝为道家之宗。《史记 太史公自序》说：“论大道，则先黄老而退六经。”可见秦汉时期道学的地位。
两汉炼丹之风席卷大江南北。由于医、道之间的特殊关系，著名医家及其医学著作，在这一时代条件下很少能不受道风影响而打上烙印，贤明如张仲景也不能例外。据晋代皇甫谧《甲乙经 序》介绍，侍中王仲宣２０ 岁时，张仲景诊断他有病，“四十当落眉，眉落半年而死”， 建议他服食五石汤可免。但仲宣根本不信，给他的五石汤也不服用，后果如期而眉落， 眉落后“一百八十七日而死”。时人认为仲景医术之神，“虽扁鹊、仓公无以加也”。五石汤由五种石药组成，现在虽不能测知究系何药，但与这一时期流行的五石散（又名“寒石散”） 、五灵丹肯定有其内在联系，是知仲景善用道家炼丹石药的。［６］
过去学术界受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，只是用静态分析的眼光来看待医学与道家二者的关系，片面强调宗教与医学存在对立冲突的一面，而没有把二者的关系置于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长河中进行动态观察。医道二家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既有相互竞争排斥的一面，又有彼此依托互相促进的一面。一方面，道家出于宗教信仰目的的需要，以医传教，借医弘道，不断援医入道；另一方面，传统医学也不断吸取借鉴道教医学养生思想的成就，许多医家也“援仙入医” 。［７］
根据任氏的考证，中国医学最古的流派有三：一曰黄帝针灸；二曰神农本草；三曰素女脉诀，并认为张仲景是属于神农本草一派的。［８］ 晋代皇甫谧《甲乙经 序》云：“伊尹以亚圣之才，撰用《神农本草》，以为《汤液》 仲景论广伊尹《汤液》为数十卷，用之多验。”明代赵开美翻刻宋本《伤寒论 序》也有“是仲景本伊尹之法，伊尹本神农之经”的说法。刘渡舟从“仲景本伊尹之法” 、“伊尹本神农之经”两个“本”字悟出了中医是有学派之分的，张仲景乃是神农学派的传人。［９］
１畅《伤寒论》与《神农本草经》的关系
《神农本草经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药物学专著，简称《本草经》或《本经》，约成书于秦汉时期（一说战国时期）， 为古代中医学四大经典之一。原书早已失传，其文字经辗转引录仍保存于《证类本草》等书中。明以后刊印的都是后代的辑佚本。这部书就是按道家“轻身延年” 、“不老神仙” 、“长生不死”的养生思想写成的。书中收载药物３６５ 种，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品（类）。其中上品、中品各１２０ 种，下品１２５ 种。分别看来，有植物药２５２ 种，动物药６７ 种，矿物药４６ 种。这种三品分类法，即以各种药物的药性是否有助于养性延命和轻身不老作为划分标准。正如晋代葛洪在《抱朴子 内篇 仙药卷第十一》开卷引《神农四经》所说的“上药令人身安、命延、升天 中药养性，下药除病”。上品药１２０ 种，多属补养类药物。“多服久服不伤人”； 其作用是“养命以应天” ，“养命”在这里是关键点。中品药１２０ 种，有些有毒，有些无毒，为遏病和补虚羸的药，当“斟酌其宜”； 其作用是“养性以应人” ，“养性”是关键点。下品药１２５ 种，多属“有毒、不可久服之药物”， 专用于除寒热、攻邪气；其作用是“治病以应地” ，“治病”是关键点。将“命”与“性”分开来讨论的最早当数老庄，老庄论生与死，即有“生之徒十三，死之徒十三”的判别。庄子“缮性”论，便开始了“性”与“命”的讨论。而《神农本草经》的写作，尤其是用“养命”和“养性”来分类药物的方法，显然是受了早期道家性命分别说的影响。只是老庄论性命尚未与应用科学结合，同时也未与道家方术之士一些特有的修炼结合。《神农本草经》可以看成是道家神仙思想有一定成熟度的产物，以养命、养性、治病分类药物，这为中医学和中药学在仙、凡二用上找到了实用资源。无论是道家修仙还是自然人生治病，在《神农本草经》中均有理论依据。陶弘景在《神农本草经 序录》的注文中说：“春秋以前及和、缓之书蔑闻，道经略载扁鹊数法，其用药犹是本草家意。至汉淳于意及华佗等方，今时所存者，亦皆修药性。张仲景一部，最为众方之祖宗，又悉依本草，但其善诊脉、明气候，以消息之耳。”清代徐灵胎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 序》亦说：“汉末张仲景《金匮要略》及《伤寒论》中诸方，大半皆三代以前遗法，其用药之义，与《本经》吻合无间，审病施方，应验如响。”
《伤寒论》用药９４ 味，除去载于《别录》的豆豉、栝楼实、酒、粳米、猪胆汁、人尿、鸡子黄、苦酒、生姜、饴糖、鸡子白，以及首载于《伤寒论》的猪肤、烧裈、甘澜水、麻沸汤、潦水、白饮等药外，其余７６ 味主要药物皆载于《本经》，而其药物功效也多与《本经》相吻合。［１０］ 《神农本草经》在论述药物性味功能时，是从病证特点描述的，如“干地黄，味甘寒，主折跌、绝筋、伤中、逐血痹、填骨髓、长肌肉”， 在《伤寒杂病论》中也看不到干地黄养阴、滋阴之说。［１１］ 如《本经》载大枣“治心腹邪气，安中养脾，助十二经，平胃气” ，“补少气、少津液” ，“和百药”。《伤寒论》中用大枣者有４０ 方，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用大枣１５ 枚，十枣汤用大枣肥者１０ 枚， 均取其“治心腹邪气（水邪）， 安中，养脾，平胃气” ，“和百药”之效。炙甘草汤重用大枣３０ 枚， 为仲景方中大枣用量最多者，即取其“补少气、少津液”， 以治“伤寒脉结代，心动悸”者。仲景还继承发扬了《本经》“七情合和”的配伍理论。如相须配伍者有麻黄配桂枝发汗解表，石膏配知母清解阳明，大黄配芒硝峻下热结等。相使配伍者有大黄配桃仁，用桃仁加强大黄活血化瘀之力；芍药配甘草，酸甘化阴；用甘草增强芍药养血柔肝、疏筋止痛之力。此外，仲景遵循药物的相须、相使的配伍理论，使药物间产生了新的、更加完整的治疗作用。如小柴胡汤，用柴胡疏散少阳经之邪，以黄芩清在里之热，相伍以和解少阳。《本经》中的相畏、相杀的配伍原则在《伤寒论》中也多有体现。如十枣汤用大枣配伍攻下逐水的毒烈药芫花、甘遂、大戟，以杀其毒，并保胃气。由此可见，《伤寒论》在用药物及配伍方面源于《本经》而又有所发展。不言而喻，《神农本草经》为《伤寒论》奠定了药物学基础。［１０］
２畅《伤寒论》与《汤液经法》的关系
晋皇甫谧《甲乙经 序》云：“伊尹以亚圣之才，撰用《神农本草》，以为《汤液》 仲景论广伊尹《汤液》为数十卷，用之多验。”宋刻《伤寒论 序》也有“是仲景本伊尹之法，伊尹本神农之经”的记载。宋王应麟《汉书 艺文志考证》于《汤液经法》三十二卷下注云：“皇甫谧曰仲景论伊尹《汤液》为十数卷。”认为皇甫谧之《汤液》即为《汉书》所云《汤液经法》。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《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》记载：“汉晋以还，诸名医辈，张机、卫汜、华元化、吴普、皇甫玄晏 皆当代名贤，咸师式此《汤液经法》。”《伤寒论 序》中云：“感往昔之沦丧， 伤横夭之莫救，乃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，撰用《素问》、《九卷》、《八十一难》、《阴阳大论》、《胎胪药录》，并平脉辨证，为《伤寒杂病论》合十六卷。”由此可知，《伤寒杂病论》的医学理论承袭了以上诸书，但其药方承袭于何种著作，序中未作详述，仅云“博采众方”而已。
《汉书 艺文志》“方技略”记有“经方十一家”， 其中有“《汤液经法》三十二卷”， 惟其未记著者姓名。《汉书》乃东汉班固所著，所涉及史实均为西汉以前之事，由此可以说明汉代以前确有此书。柯氏认为，皇甫谧在《甲乙经 序》中首次阐明了仲景论广伊尹《汤液》之事，《伤寒论 序》所称“建安”， 其元年为公元１９６ 年。《甲乙经 序》所称“甘露”， 其元年为公元２５６ 年。皇甫谧去仲景仅数十年，其言当可信。据此可以推断，皇甫谧同时见过《汤液经法》与《伤寒杂病论》，并通过比较二书，得出“仲景论广伊尹《汤液》”之结论，因此，《汤液经法》是仲景方药的源头与发展的基础。［１２］ 然《汉书》所记之“经方”均已亡佚，仲景究竟参阅哪些方论著作，现尚无据可考。
然而，敦煌医学残卷——— 陶隐居《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》为研究仲景的方药渊源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资料。１９８８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马继兴教授主编的《敦煌古医籍考释》、１９９４年甘肃中医学院丛春雨先生主编的《敦煌中医药全书》均收录《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》（以下简称《辅行诀》） ，《辅行诀》以确切的资料证明，《伤寒杂病论》是在《汤液经法》一书的基础上撰成。通过对《辅行诀》现存各篇所引人名、书名、经文、经方以及经方所用药物的考察，认为编撰《辅行诀》所据之文献，均为晋以前的早期医学文献。其成书年代约在陶弘景生活年代之后至隋唐时期。
《辅行诀》系经整理厘定之本，以马继兴教授《敦煌古医籍考释》为准，全书分原文、校注、按语三项。原文保留原貌较多，原文之下为马继兴教授所作校注，在“校注”项下偶有“按语”一项，此项最为重要，按语主要核查《辅行诀》引用文章与方剂出处，如阳旦汤按语云：“此节诸方，皆为天行热病设，故亦多见于《伤寒论》与《金匮要略》。如本书小阳旦汤，即《伤寒论》之桂枝汤；小阴旦汤，即《伤寒论》之黄芩汤，加生姜；大阳旦汤，即《金匮要略》之黄芪建中汤，加人参；大阴旦汤，即《伤寒论》之小柴胡汤加芍药；大白虎汤，即《伤寒论》之竹叶石膏汤，易人参为半夏；小朱鸟汤，即《伤寒论》之黄连阿胶汤；小玄武汤，即《伤寒论》之真武汤；大玄武汤，即《伤寒论》真武汤与理中丸合方。本书此节各方与仲景著作相似，足以证明两者确实同源于《汤液经法》。”［１３］
《辅行诀》云：“商有圣相伊尹，撰《汤液经法》三□（ 卷）， 为方亦三百六十首 实万代医家之规范，苍生护命之大宝也。今检录常情需用者６０ 首，备山中预防灾疾之用耳。”今《伤寒论》载方１１２ 首，不足《汤液经法》三分之一，《伤寒论》之方当主要来自《汤液经法》。研究者对《辅行诀》所含方剂数目之统计结果不足６０ 首，明确指出：“现《辅行诀》存医方５６ 首，不足６０ 首。”［１４］ 在《敦煌卷子枙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枛考》一文中王氏又指出：“《法要》现存医方５１ 首。”［１５］ 《辅行诀》６０首方不但具有巨大的医疗实用价值，而且对于考证《汤液经法》之存佚、《伤寒杂病论》参阅何者以成书等诸多重要文献问题具有巨大价值。陶弘景曰：“外感天行，经方之治，有二旦、六神、大小等汤。昔南阳张机，依此诸方，撰为《伤寒论》一部，疗治明悉，后学咸尊奉之。山林僻居，仓促难防，外感（感）之疾，日数传变，生死往往在三五日间，岂可疏忽。若能深明此数方者，则庶无蹈险之虞也。今亦录而识之。”
根据钱氏载文认定，以下是张仲景据《汤液经法》引证之方。
（１） 小阳旦汤
治天行发热，自汗出而恶风，鼻鸣干呕者。此即《伤寒论》之桂枝汤。
（２） 正阳旦汤
在小阳旦汤中“加饴一升，为正阳旦汤”。此即《伤寒论》之小建中汤。
（３） 小阴旦汤
治天行身热，汗出，头目痛，腹中痛，干呕，下利者。此即《伤寒论》之黄芩汤加生姜。
（４） 大阳旦汤
治凡病汗出不止，气息惙惙（chuo ，疲劳）， 身劳力祛，恶风凉，腹中拘急，不欲饮食，皆宜此方。若脉虚大者，为更切证也。此即《金匮要略》之黄芪建中汤加人参。
（５） 大阴旦汤
治凡病头目眩晕，咽中干，每喜干呕，食不下，心中烦满，胸胁支痛，往来寒热方。此即《伤寒论》之小柴胡汤加芍药。
（６） 小青龙汤
治天行，发热恶寒，汗不出而喘，身疼痛，脉紧者方。此即《伤寒论》之麻黄汤。
（７） 大青龙汤
治天行，表不解，心下有水气，干呕，发热而喘咳不已者。此即《伤寒论》之小青龙汤。
（８） 小白虎汤
治天行热病，大汗出不止，口舌干燥，饮水数升不已，脉洪大者方。此即《伤寒论》之白虎汤。
（９） 大白虎汤
治天行热病，心中烦热，时自汗出，舌干，渴欲饮水，时呷嗽不已，久不解者方。此即《伤寒论》之竹叶石膏汤。
（１０） 小朱鸟汤
治天行热病，心气不足，内生烦热，坐卧不安，时下利纯血如鸡鸭肝者方。此即《伤寒论》之黄连阿胶汤。
（１１） 大朱鸟汤
治天行热病，重下，恶毒利，利下纯血，日数十行，羸瘦如柴，心中不安，腹中绞痛，痛如刀刺方。此即在《伤寒论》黄连阿胶汤基础上加人参、干姜。
（１２） 小玄武汤
天行病，肾气不足，内生虚寒，小便不利，腹中痛，四肢冷者方。此即《伤寒论》之真武汤。
（１３） 大玄武汤
治肾气虚疲，少腹中冷，腰背沉重，四肢清，小便不利，大便鸭溏，日十余行，气惙力弱者方。此即《伤寒论》之真武汤与理中汤合剂。
综上所计，共１３ 方。其中正阳旦汤包括在小阳旦汤中，若不计正阳旦汤，则为１２ 方。此１２ 方加《汤液经法》中另外３９ 方为５１ 方，此即王淑民教授所统计５１ 方之出处。正阳旦汤单独计数，因为它是小建中汤，如此则为５２ 方。［１６］
对照《汤液经法》和《伤寒杂病论》，可以看到方剂的组成和适应证大致相同，如《汤液经法》中的小阳旦汤方药组成为：桂枝三两，芍药三两，生姜三两，炙甘草二两，大枣十二枚。适应证：治天行病发热，自汗出而恶风，鼻鸣，干呕。《伤寒杂病论》中的桂枝汤方药组成为： 桂枝三两，芍药三两，生姜三两，炙甘草二两，大枣（擘）十二枚。适应证：太阳中风，阳浮而阴弱，阳浮者，热自发，阴弱者，汗自出。啬啬恶寒，淅淅恶风，翕翕发热，鼻鸣干呕者。不同的是《伤寒杂病论》中的桂枝汤在适应证前面冠以“太阳病”， 以桂枝汤加减治疗的不同适应证有三十多方证。可见张仲景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，通过临床实践，对方剂进行提高、总结，使方证更加完善，以六经论伤寒，以脏腑论杂病，使临证医学有了空前的提高和发展。《伤寒杂病论》是继《内经》之后，中国医学的又一次总结和飞跃，也是我国医药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。因此《伤寒杂病论》的成书并非偶然，社会的需求，前期的医疗成就为《伤寒论》的成书，在学术上提供了可能，加之张仲景个人的勤勉和博识，《伤寒杂病论》的问世就成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。
３畅张仲景撰《伤寒论》避道家之称
《辅行诀》陶氏云：“外感天行，经方之治，有二旦、六神、大小等汤，昔南阳张机，依此诸方，撰为《伤寒论》一部。”接着介绍小阳旦、正阳旦、小阴旦、大阳旦、大阴旦、小青龙、大青龙、小白虎、大白虎、小朱鸟、大朱鸟、小玄武、大玄武等１３ 方的主治及组方。这表明此１３ 首方是张仲景从《汤液经法》中选取出来著录于《伤寒论》中的。陶氏又对此六组方剂进行了总结：“阳旦者，生阳之方，以黄芪为主；阴旦者，扶阴之方，以柴胡为主；青龙者，宣发之方， 以麻黄为主；白虎者，收重之方，以石膏为主；朱鸟者，清滋之方，以鸡子黄为主；玄武者，温渗之方，以附子为主。此六方者，为六合之正精，升降阴阳，交互金木，既济水火，乃神明之剂也。”这段简明的总结与概括，起到了以简驭繁的作用。接着又指出：“张机撰《伤寒论》避道家之称，故其方皆非正名也，但以某药名之，以推主为识耳。”按，青龙、白虎、朱雀（又名“朱鸟”）、玄武，古称“四神”。儒家经典和道家著作多有用之者。《礼记 曲礼》：“前朱鸟而后玄武，左青龙而右白虎。”《正义》：“此名军行像天文而作阵法也。前南后北，左东右西，朱鸟、玄武、青龙、白虎，四方宿名也。”张仲景将这种命名方法改为以主要药味作为方剂名称的方法。通观《辅行诀》所载５０ 多个方剂，命名方法有三类。其一，以主治命名。如大补肝汤、小补肝汤等。其二，以道家特点命名，如大青龙、小玄武等。其三，以治疗手法命名。如点眼以通肝气方、启喉以通肺气方。张仲景避开道家命名的方法，改用“以某药名之” 。［１６］
为什么张仲景撰写的书中，有意避开了道家医方名称或改称某种药名字，只保存古方中的药物和治疗宜忌等内容？ 陈氏认为，在西汉武帝建元元年（公元前１４０ 年）时期，采纳董仲舒（公元前１７９ ～ 前１０４ 年）的建议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。独尊儒术以后，儒生的地位越来越高，儒学成了国家的统治思想。［１７］ 李氏等认为，独尊儒术以后，作为一个学派的道家可以说是不存在了，但道家思想的影响依然存在。［１８］ 另一方面，张氏认为，可能与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有关。因为这次农民起义是以道教活动秘密联络的。作为朝廷命官的张仲景，在他撰写的《伤寒杂病论》中，显然不能使用道家药方名，所以造成《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》中所说“其方皆非正名也，但以某药名之，以推主为识耳” 。［１９］
４畅道家和阴阳家学说对《伤寒论》理论体系的影响
先秦两汉时期，中国医药学有了显著的进步和发展。东汉末年，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在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阴阳大论》等理论基础上，进一步总结了前人的医学成就，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，将疾病发展过程中各种错综复杂、变化多端的证候情况加以综合归纳，并以古代辨证法思想——— 阴阳学说为指导，有机地与脏腑经络学说结合在一起，从而创立了一套独特的而且行之有效的辨证理论体系，写成了《伤寒杂病论》，即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。《伤寒论》是中医学中成功地运用辨证论治的第一部专著，为辨证论治奠定了基础。冯氏等认为， 其中六经辨证是《伤寒论》辨证论治的纲领。《伤寒论》前的《汤液经法》反映出了八纲辨证理论和方证经验，《伤寒杂病论》也有相同的反映，不同的是增加（上升）了六经辨证理论。［２０］
（１） 六经的来源
学术界一般认为，《伤寒论》“三阴三阳”六经体系直接来源于《素问 热论》。《素问 热论》谓“伤寒一日，巨阳受之” ，“二日，阳明受之” ，“三日，少阳受之” ，“四日，太阴受之”， “五日，少阴受之” ，“ 六日，厥阴受之”。实际上，最早记载“三阴三阳”名称的文献并不是《黄帝内经》，而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保存下来的《阴阳十一脉灸经》和《足臂十一脉灸经》，只是到了《黄帝内经》足臂“三阴三阳”十二脉才得以完整，那么，马王堆帛书和《黄帝内经》的三阴三阳又是什么来源呢？
有人认为，《内经》的“六经”与《左传》的“六气”有渊源关系。《左传 昭公元年》曰：“天有六气，降生五味，发为五色，征为五声，淫生六疾。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。”这里的“六气” 主要指气候现象。《内经》中的六气是指风寒暑湿燥火，亦指天地自然的气候。虽然《素问》“七篇大论”将“六气”与“三阴三阳”结合在一起，如《素问 天元纪大论》曰“寒暑燥湿风火， 天之阴阳也，三阴三阳上奉之”， 将两者结合为风合厥阴，暑合少阴，湿合太阴，火合少阳，燥合阳明，寒合太阳，并以“六气”为本，“三阴三阳”为标。然而“七篇大论”毕竟在《素问》主体篇章之后，这种结合必然是在“三阴三阳”的名称以及学说形成之后。因此“六气”并不是“三阴三阳”的直接来源。
“三阴三阳”来源于先秦哲学的“一分为二”（ 阴阳）思想和“一分为三”（ 三才）思想，而直接导源于《易经》的“六爻卦”和《易传》的“六子卦”。殷商时期的“阴阳”文字已经初显阴阳思想的端倪，西周末期以阴阳解释地震（见《国语 周语上》）等自然现象，更标志着阴阳学说的成熟。到了春秋战国时代，“一分为三”思想开始出现。如《老子》第四十二章曰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提出了“三生万物”的观点。汉初《淮南子 天文训》解释说：“道始于一，一而不生，故分而为阴阳，阴阳合和而万物生。故曰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可以说道家“三生万物”的说法体现了“一分为三”的思想。
成书于西周前期的《易经》的六爻卦结构无疑是比老子更早的阴阳六分思想的体现。《易经》六十四卦每一卦均由六爻组成，呈现六位结构。六十四卦中，除乾坤两卦外，每一卦都有阳爻和阴爻，从而形成阴阳交错的布局。其后，成书于战国时期的《易传》明确提出“三才”和“三男三女”概念。《说卦传》说：“立天之道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曰柔与刚，立人之道曰仁与义，兼三才而两之，故易六画而成卦。”《系辞下传》说：“易之为书也，广大悉备，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。兼三才而两之，故六；六者，非他也，三才之道也。”认为宇宙由天、地、人三才构成，同时说明了一阴一阳分化为三阴三阳的过程。《易传》在分析六十四卦时， 采用了上、下卦爻位分析法，将一个六爻卦看成两个三爻卦。三爻卦由初、中、上三爻构成， 表示天、地、人三才；六爻卦的六爻两两一组，也可以分为三种象，其中下两爻为一组，中两爻为一组，上两爻为一组，也表示天、地、人三才。可见《周易》的卦爻包含着“一分为三”的思想。同时，八卦中的三爻和六十四卦的六爻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体，各爻从下到上包含着初、中、末的时间意义和下、中、上的空间意义，均表示阴阳消长的三个阶段。时间和空间、宇宙（天地）和人生、万事和万物，十分和谐地统一在八卦、六十四卦中。
《说卦传》第十章更明确提出“三男三女”的六子卦学说：“乾，天也，故称乎父。坤，地也，故称乎母。震一索而得男，故谓之长男。巽一索而得女，故谓之长女。坎再索而得男， 故谓之中男。离再索而得女，故谓之中女。艮三索而得男，故谓之少男。兑三索而得女，故谓之少女。”我们认为，“三男三女”是“三阴三阳”的直接源头。“三男三女”提出的“长男、中男、少男、长女、中女、少女”的名称，是“三阴三阳” ——— “ 太阳、阳明、少阳、太阴、少阴、厥阴” 命名的基础。在马王堆帛书《阴阳十一脉灸经》和《足臂十一脉灸经》中，“三阴三阳”是作为外、中、里十一经脉的称呼，到《黄帝内经》完成了外、中、里十二经脉的完整称谓。在《周易》中，震、坎、艮三阳卦（三男）， 其阳爻分别居于下、中、上三位，这与十二脉“三阴三阳”外、中、里格局恰好相同，下、中、上三位分别对应外、中、里三位。马王堆帛书作者直接借用了“太阳、少阳、太阴、少阴”二阴二阳（即四象）的名称，并创造了“阳明” 、“厥阴”两个名称。
目前学术界有学者反对将三阴三阳的源头看成是八卦六爻，认为两者没有什么必然联系。我们认为，虽然《内经》没有直接提到卦爻（除《灵枢 九宫八风》篇以外）， 也没有文字直接说明三阴三阳导源于《周易》，但思想的形成并不都是突现的，文化的传承并不都是显性的。《周易》的卦爻结构实际上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思维模型，提供了“一分为三”和六位时空的思维方式。这对《内经》以及《伤寒论》的理论整合和重建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（２） 六经的实质
《伤寒论》之六经，虽称之为“病”， 其实质是证，并涵盖八纲辨证，是把症状用八纲分类所归纳的六种证候。八纲中的表、里、半表半里三者，都是病位的反映，而阴、阳、寒、热、虚、实六者，都是病性的反映。这样，证候的病情属阳热实，病位在表者即是太阳；证候的病情属阴寒，病位在表者即是少阴；证候的病情属阳热，病位在里者即是阳明；证候的病情属阴寒，病位在里者即是太阴；证候的病情属阳热实，病位在半表半里者即是少阳；证候的病情属阴寒，病位在半表半里者即是属厥阴。按病性分，三阳病多属于热证、实证，为阳证。三阴病多属寒证、虚证，为阴证。从邪正盛衰的关系来讲，三阳病表示正气盛，邪气实，正邪相争剧烈，病情大多都呈亢奋状态。三阴病表示正气衰，抗病力弱，病邪未除，正虚邪实，病情大多呈虚衰状态。从六经理论来看，《伤寒论》明显受到阴阳学说的影响。
１） 阴阳是《伤寒论》六经辨证的总纲。阴阳两纲，既为六经之纲，又是八纲之纲，是用来统摄诸多证候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。例如《伤寒论》的太阳病篇，太阳与少阴为表里，“实则太阳，虚则少阴”。而有阴证阳证之分。若脉浮发热而恶寒的，则为病发于太阳，叫做阳证。若脉微细，发热而恶寒的，则为病发于少阴，叫做阴证。阳明病篇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，“实则阳明，虚则太阴”。虚实为变化依据，故有阴阳之分。若身汗出，不恶寒，反恶热的，则为病发于阳明，叫做阳证。若阳明中寒，内传太阴，而不能食，小便不利、手足出凉汗、大便初硬后溏的，为病发于太阴，则叫做阴证。少阳病篇，少阳与厥阴为表里，“实则少阳，虚则厥阴”。而有阴阳之变。若其人往来寒热、胸胁苦满、心烦喜呕，为病发于少阳，则叫做阳证。若消渴，气上撞心，心中疼热，饥而不欲食，食则吐蛔 下之利不止，为病发于厥阴，则叫做阴证。阳经之病，多发于六腑，因腑为阳，气血充盈，抵抗有力，故以各种热证为特点；阴经之病，多发于五脏，脏属阴，气血虚寒，抗邪无力，故以各种寒证为特点。推而论之，凡见身轻，气喘，口鼻气热，目睛了了，不能睡眠；或热极朦胧，视物不清；或目赤多眵；或身热面赤唇红；或烦渴而小便红黄，脉来数大，舌苔黄干，则皆为阳证的反映。如其人身重，口鼻气冷，爪甲色青，吐利而小便色白，脉来沉迟，舌淡苔白，则皆为阴证的反映。由于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在于阴阳失调，所以任何疾病，尽管它的临床表现错综复杂，千变万化，但都可以用阴或阳来加以概括。在临床辨证中，首先要分清阴阳才能接触疾病的本质， 做到执简驭繁。即《伤寒论》第七条：“病有发热恶寒者，发于阳也；无热恶寒者，发于阴也。”
故阴阳是六经辨证的总纲。
<div align="left"> | 
收藏
倒序浏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