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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商人患脚气，已历诸医，又请余，气急喘闷，上攻已极，气息奄奄，殆无脉，告不治而归，家人遮留，曰生死命也，请贶一剂，残喘尚存，何忍束手视死，余乃再候之，惟面目神光，犹似存生机，手足既厥，线息欲断，与茱萸汤，入童便如法，告曰，服之，厥回汗出，或得活路，不然，虽司命，亦地奈之何，因宿其家，屡起诊之，及晓大汗出，大热闷，顷之厥回脉出，困闷颇安，余喜曰，得之矣，既而气渐复，神渐旺，仍护前方，兼养生丹，调理五日，危候始稳，微喘未除，因转方，投沉香降气汤，服之旬有五日，得奏全绩，顾幸矣，非余之功，病家之命数未尽也，初当告不治之际，岂知有今日哉。

一妇人娩后十馀日，恶露不下，心胸满闷，烦渴微呕，前医以为瘀血，用桃核承气汤，下利日三四行，瘀血不下，小便益短少，脚腿壅肿，麻木不仁，延予诊之，心胸坚满，动气泄衣，每动摇，自汗息迫，予谓水毒使瘀血不下，盖水毒为之源，而瘀血则委也，于是作木防己汤与之，兼服针砂丸，严戒盐味，小便通，瘀血下，经二旬而愈。

一沽竖年二十三，形质肥胖，染疫，舌上黄褐色，其脉弦大，谵语潮热，时时蹙频，时时呕吐，按腹，若腹痛者，用大柴胡加芒硝汤，大下之数日，续下利，里急后重，肠垢杂下，二十行至三十行，饮啖少进，热势大减，始自告所苦，转芍药汤，诸候向安，一日忽息迫，不能坐卧，膻中动气如奔马，予知其变于脚气，急叠用苏长史吴茱萸汤及甘遂大戟之类，不及而毙，按，此症初而疫邪，中变痢，终变脚气，固虽属危险，非无可救之术，盖攻伐屡用，胃元顿虚，遂生水毒，然复以駃药劫之，我速其死必矣，今而思之，不能无赧然于怀。

一商人年四十馀，患脚气，其症足胫麻痹屈弱，时不能起，按之有微肿，脉数而有力，膻中无动，小便短涩，至夜微呕，昼则神色如平，投唐侍中一方，加旋覆花，间三日往诊，状貌依然，又间三日诊之，呕止小便通，如报善候者，但口鼻气冷，以指候之，舌心愈冷，意谓呼吸者，元气所通，知是水毒伏心，神机竭于内之候，盖异症也，大怖辞去其家招一医，医来诊曰，此脚气常态，口鼻气冷者，胃中有寒饮，温之即愈矣，家人大喜曰，荷再造之恩，服药一日，小便不通，呕吐复发，冲心而死。

一士人上自头脑面部，下至心腹脐下，麻痹不仁，呼吸逼迫，言语蹇涩，小便赤少，腰腿以下如常，时时颠踬不能起，家人大骇，招一友某，某至诊不能详其因，简余议焉，余往察之，脉紧而有力，膻中生动，有跳腾之势，谓某曰，病候甚似风痹状，然非风也，盖脚气也，某曰，何以征之，曰膻中有动，呼吸息迫，小便赤涩，是不水毒难伏于内，而逼心肺耶，麻痹不仁，腰脚屈弱，是不水毒淫于外，而壅塞表气耶，是病涉表里者必矣，曰何药处之，曰以麻黄加术汤，发泄其表郁，可使气血通畅周行，兼以木茱汤，收其水而输之尿道，则内外并行无相悖矣，经曰，清阳出上窍，谓呼吸也，浊阴出下窍，谓二便也，盖体之变异，必征之于此二者，呼吸与二便，其出入关窍，所以为生之要，曰善矣，乃投所拟，不日而痊。

一士人年强仕，职居繁剧，初觉脚重短息，以鞅掌无暇，置而不疗，肿渐增，气愈急，请余诊之，心下坚满，膻中筑筑然，余曰，是脚气也，慊请之迟，趁早疗之，何至此，与唐侍中一方，兼服禹功丸，小便快通，诸候殆安，一日召同僚，会饮，犯禁饕餮，息迫复发，小便闭塞，涓滴不泄，小腹膨胀，苦楚喊叫，抬首撷项，不能安卧，家人吃惊，走仆邀余，至则呼吸短息，时时冲心，作大黄甘遂汤，一瀹投之，庶几穀道幸开，尿道从通，频服前方，须臾稀溏数行，呼吸平稳，冲心稍安，然尿道未通，技殆穷矣，其家相议，延兰医，医至，用导溺管，犹不能通一滴，无复策可出，又召二医，兰医曰，实芰海葱疏之，汉医曰附子温之，或曰，大黄荡之，议论坌出，乱投调停者，十馀日，全躯洪肿，短气息迫，虚里如奔马，自心下，至少腹，膨脝[鼓/空]然，青筋如贯索，阴囊斗大，阳茎没其中，又会众医商议，而纷然不决，余谓众曰，今水路填塞，不泄一滴，渗出之水，不能入脬，氾滥百体，为此洪肿，犹川渎壅塞，水溃于野，势将里山，一旦冲丹府，死不旋踵，用慢药坐待毙，岂如投駃药乎，或回生于万一，引本经，证斑蝥利水之效，将用之，众医犹疑，余奋曰，孤注视病者，有时不得不敢，执柯伐柯，前贤所验，余亦数试用，纵不利于病，必不至裂肝碎肠，决策遂投，其夜溺初通三夕，翌一合五勺，于是用木防己加茯苓汤，仍兼服斑蝥，如是两三日，小便日通一升五合，既见建瓴之势，洪肿渐减，气急亦弛，尚护前方，止斑蝥，饮啖少进，精气日旺，家族欣然，始动喜色，自初病起，至此凡五十七日，病已除十之九矣，此役也，凡自通利分消之药，至攻击推搬之品，遍用不遗馀力，卒无影响，然一虫能建奇勋，岂不伟乎，姑录告同志，使知治法随时处剂，而不可拘于常套，但大患重恙，变起不测，不可不惧而戒也。

药者毒也，不可轻用，盖养胃莫粱肉若焉，攻病莫药石若焉，粱肉犹礼乐也，药石犹攻伐也，人有病，不得已用药，无病而服之，必惹利害，崔置政论有云，盖为国之法，有似理身，平则致养，疾则攻焉，夫刑罚者，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，兴平之粱肉也，以德教除残，是以粱肉治疾也，以刑罚治平，是以药石供养也，近坊富家之子某，其质娇软，年甫十九，乃翁太锺爱焉，时属仲秋，某游郊，带醉散步，渴多饮水，明日胫生微肿，而其所亲狎医某，不学无术，奉承为业，视之曰，脚气肿满之渐，杂药乱投，腹满微呕，医骇曰，恐为冲心，于是，家人煌惑，招数医乞治，余亦见延，诊之，其脉缓，气息如平，膻中无动，又无麻痹，但腹中有饮，按之漉漉然，盖肠间之水耳，无脚气可征，余曰，是汤液过饮所致，盖软脆之质，不惯行步，烦渴饮水，因发微肿，今吐水者吉兆，胃恶湿，欲排泄之耳，红豆粥代药，不出数日，应自愈矣，翁阳诺阴疑，余亦不强而去，众医日夜环守床褥，甲曰，宜逐暑邪，乙曰，宜渗利，丙曰，宜温补，争欲效功，前药未行，后药继至，各陈臆说，汤液丸散，种种怪药，叠进频服，嗟呼，软脆肠胃，何堪多药之毒，某遂毙于药，可怜也哉，要是出于医人贪利之不仁，而世俗不解药之为毒之过也，富家死于药，往往有焉，况王公贵人，为臣子者，可不鉴戒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