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病

病疫之由，昔以为（伤寒例）非其时有其气，春应温而反大寒，夏应热而反大凉，秋应凉而反大热，冬应寒而反大温，得非时之气，长幼之病相似，以为疫，馀论则不然，夫寒热温凉，乃四时之常，因风雨阴晴稍为损益，假令秋热必多晴，春寒因多雨，较之亦天地之常事，未必多疫也，伤寒与中暑，感天地之常气，疫者感天地之厉气，在岁运有多寡，在方隅有厚薄，在四时有盛衰，此气之来，无论老少强弱，触之者即病，（犹饮酒者多少皆醉）邪从口鼻而入（王慈溪明医杂著）则其所客，内不在脏腑，外不在经络，舍于夹脊之内，去表不远，附近于胃，乃表里之分界，是为半表半里，即针经（素问疟论）所谓，横连膜原是也，胃为十二经之海，十二经皆都会于胃，故胃气能数布于十二经中，而荣养百骸，毫发之间，靡所不贯，凡邪在经为表，在胃为里，今邪在膜原者，正当经胃交关之所，故为半表半里，其热淫（随其脉理而浸渍也）之气，浮越（发也）于某经，即能显某经之证，如浮越于太阳，则有头项痛，腰痛如折，如浮越于阳胆，则有目痛，眉稜骨痛，鼻乾，如浮越于少阳，则有胁痛耳聋寒热，呕而口苦，大概观之，邪越太阳居多，阳明次之，少阳又其次也，邪之所著，有天受，有传染，所感虽殊，其病则一，凡人中鼻之气，通乎天气，本气充满，邪不易入，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，外邪因而乘之，昔有三人冒雾早行，（博物志）空腹者死，饮酒者病，饱食者不病，疫邪所著，又何异耶，若其年气来之厉，不论强弱，正气消衰者，触之即病，则又不拘于此矣，其感之深者，中而即发，感之浅者，邪不胜正，未能顿发，或遇饥饱劳碌，忧思气怒，正气被伤，邪气始得张溢，营卫运行之机，乃为之阻，吾身之阳气，因而屈曲，故为热，其始也，格（音隔）阳于内，不及于表，故先凛凛恶寒，甚则四肢厥逆，阳气渐积，郁极而通，则厥回而中外皆热，至是，但热而不恶寒者，因其阳气之通也，此际应有汗，或反无汗者，存乎邪结之轻重也，即使有汗，乃肌表之汗，若外感在经之邪，一汗而解，今邪在半表半里，表虽有汗，徒损真气，邪气深伏，何能得解，必俟其伏邪渐溃，表气潜行于内，乃作大战，精气自内，（胃中）　由膜原以达表，振战止而复热，此时表里相通，故大汗淋漓，衣被湿透，邪从汗解，此名战汗，当即脉静身凉，神清气爽，划然而愈，然有自汗而解者，但出表为顺，即不药亦自愈也，伏邪未溃，所有之汗止，得卫气渐通，热亦暂减，逾时复热，午后潮热（热之势，如潮之进退，故名，）者，至是郁甚，阳气与时消息也，自后加热而不恶寒者阳气之积也，甚恶寒或微或甚因其人之阳气盛衰也，其发热，或久或不久，或昼夜纯热，或黎明稍减，因其感邪之轻重也，疫邪与疟彷彿，疟不传胃，惟疫乃传胃，始则皆先凛凛恶寒，既而发热，又非若伤寒发热而兼恶寒也，至于伏邪动作，方有变证，其迹或从外解，或从内陷，从外解者顺，从内陷者逆，更有表里先后不同，有先表而后里者，有先里而后表者，有但表而不里者，有但里而不表者，有表里偏胜者，有表里分传者，有表而再表者，有里而再里者，从外解者，或发斑，或战汗，狂汗自汗盗汗，从内陷者，胸膈痞闷，心下胀满，或腹中痛，或燥结便秘，或热结傍流，或协热下利，或呕吐恶心谵语，唇黄舌黑胎刺等证，因证而知变，因变而知治，此言其大略，详见脉证治法等条。

质按，伤寒时疫，一病而二名也，医家名之伤寒，世俗呼之时疫，其实一已，其为病，感天地之厉气，沿门阖境相同，而流行传染者，固无论也，长沙伤寒论自叙曰，卒然遭邪风之气，婴非常之疾，又曰，余宗族素多，向馀二百，建宁纪年以来，犹未十稔，其死亡者，三分有二，伤寒十居其七，若其不流行，不传染者，何为死者之甚多也，按后汉书五行志曰，自建宁四年，至光和二年，相去仅九年，大疫三流行，与仲景自序相应，由是观之，曰伤寒，曰时疫，一病而二名者，可得而知也，素问热论曰，今夫热病者，皆伤寒之类也，可知指疫曰伤寒，所从来古矣，王叔和作伤寒例，不知伤寒为热病之总司，徒泥其名义，求之四时之气，以伤冬时寒者，为伤寒，以感非时气者，为时行气，吴氏立说排之，疫上冒一温字，谓非伤寒者，亦非也，盖吴氏所谓温疫者，即长沙所谓阳明病也，吴氏所谓厉气者，即长沙所谓邪风之气也，按素问疟论曰，邪气内薄于五藏，横连膜原也，又王慈溪明医杂著曰，有一种天行温疫热病，多发春夏之间，沿门阖境相同者，此天地之厉气也，又曰，春秋时月，人感山岚瘴雾毒气，发寒热，胸膈烦闷，不思饮食，此毒气从口鼻入内也，吴氏盖本于此等说，举长沙温病之目，掇阳明内外之证，入炉锤，变面目，杂已独行之见，以著温疫论，明核详悉，殆无馀蕴，使人不知其点化之痕，而主张口鼻膜原之说者，盖亦不得已也，夫鼻从喉通于肺，口从咽达于胃，凡邪气从鼻而入，则当外在经，而汗之不解，从口而入，则当内在胃，而下之不愈，乃曰，从口鼻而入，伏于膜原，去表不远，附近于胃，独奈口鼻间，无别有一窍以通膜原，乃概言口鼻，以搪塞焉，盖以其初阳明外证，汗下共无益，故其立说如此，学者所不可不知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