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宜

医以天下民生为己任，当具通天下之才识。非胶执一己之见，固守一隅之法者，之所能管窥也。吾吴为五方杂处之地。南北士商云集。苟未明水土之刚柔，风气之强弱，资禀之偏胜而欲妄治遐方游客。或客游他地治病，则与圆枘方鉴何异哉？况客游治病与治游客之病其法悬殊。设游艺他方，惟随其地之风土，若遐方流寓，又须详彼处之资禀，此地之风土，方始合宜。故经有一病而治各不同，地势使然之语。圆机之士，能于是触类旁推，匪特行之方内，虽广诸异域可以无间然矣。

东方发育之地，土膏气泽，冬鲜凛冽之寒四序常行春令，俗尚华而少实，病多热中疏理，而无真中风寒，即使外感内伤，总由理疏邪入，中热气伤所致，详热中疏理四字已道尽东方元气病情矣。按吴越皆居东方，而江南元气最薄，病则虚热居多，温顺为宜，苦寒切禁。江北则接壤东鲁，其间元气虚实兼半，寒热补泻随宜。江左地气稍厚，略觉奈病胜药，江右则南近闽粤内连荆楚，得火上之馀气，是以不任温补，然亦不胜峻攻，惟清理中外为宜，大抵东方所禀孱弱，宜宗东垣、复庵。而丹溪则宜于江之左右，新甫则偏宜江南。若河间戴人之法，非西北资禀刚厚人，断断不可效用也。

南方长养之处，阳盛气泄。穷冬恒服絺衣，四序常行夏令。缪仲淳云，阳燠既泄，则使人本气不坚，民虽致理，而雾露不时蒸发。人触之者，未免多挛痹之患。其稍不致者，则有瘴疠之虞矣，即居恒无病之人，气多上壅而少下降，以故时嚼槟榔，唾皆赤色。是以土人有天蛮不下雪，地蛮不落叶，人蛮日吐血之语，其患瘴疠之症，亦发热头胀，胸满呕逆，与伤寒相似，但治法与伤寒迥异。感之轻者，但食槟榔，祛散滞气，胸膈宽舒即愈。重则必需芳香正气之剂，开发中气为主。若误行表散，则阳气愈泄，表气愈虚，邪乘虚扰，发热愈无抵止矣。凡岭南烟瘴之乡，天晴亦多雾露，罕见日色。岚湿与醃暖交升，蛊毒与鬼蜮并疟，感之必内应湿土，中气先伤，故瘴疠之治，与疫疠彷彿。但广粤正向，离明黔滇斜临坤位，咸多湿热气蒸，闽虽未逾梅岭，已得南方气候，水土皆泄而不收。纵有大头瘟虾蟆瘟等疫，悉属阳邪，其毒亦易解散，非若北方之地脉坚厚，阴邪积而不发，发则旦发夕死，如疙瘩瘟黑骨瘟等症之暴绝也。

西方收引之界，金沙之域，地高土厚多风，四序常行秋令，其俗刚毅而不阿，其民不衣而褐荐，华实而脂肥，则知西域禀赋与关西无异，然蜀直指兑泽，元气与人文俱厚。有峡三倒流之势。关西正当北斗，地气与人文俱伟，有剑倚崆峒之概。以其材质俱俊，表里俱充，故邪弗能伤之也。惟是内气壅盛，故治宜毒药，如西域倒仓，子和漏下等法，观《内经》病生于内，治宜毒药，一方风气主治，了无馀蕴矣。

北方闭藏之境，阴盛气沉，春夏草木不生，四序常行冬令。民禀坎水而生，故常以水为事，且性好乳食，所以藏寒生满，则内因之症也至于乐野处，冒风沙，历冰雪，其寒可以断指裂肤，反不言伤寒之病者，以致理惯拒严寒，虽有大风苛毒，弗之能害。即得伤之，其气坚固不能便入于里。故感之轻者，但需鸡汤麦食，助其肝，实其胃，自能祛邪作汗，若伤之重者，竟行辛热表散。里气壅滞，便与苦寒峻攻。非若东南之元气瘠薄，投剂稍重便致变症蜂起也。惟是肾气素劳之人，邪乘虚入，而为卒中之患者，是必峻用温补，然煤火内蕴，须兼苦降之味，以防火炎竭泽之虞。盖煤为水土之精，人食其长气于阴中之阳。所以力能壮火伤阴。可不预为调制乎？复有车尘马足之劳，不内外因之候，又宜导气和中，不宜升发温补。若以南方内伤劳倦例治之，愈益其壅满矣。然燕与晋鲁皆北，燕则左诃右岱，地气最厚，鲁虽偏居艮土，风气已北，晋抵关西，惟一河之限。元气之充实，大率相类，其治亦相类。中央正中之位，水土平湿，万类各得其和，四序各行其令。民虽食杂不劳，而多痿厥寒热者，良由水土平湿使然。以其食杂不劳，元气平治所伤亦轻，故导引按蹻，便可愈之，不必毒药内治，针石外治也。然此言平气所致，若伤寒卒病，其可拘于此例乎？盖中央虽居正位，四维八埏之气，皆得干之，所以仲景有寒热补泻之不同。立法皆随病制宜，以为天下万世则，而于中州更宜。按：仲景为南阳圣医，吏治长沙，皆不离洛楚之地。夫洛与楚，皆居中央，而楚则交界江右，稍偏于南所以一切温补，皆为掣肘，以其地气浑厚，民多温饱，是以不须补益。洛则水土平湿，平湿则气柔，气柔则受补矣。经言，治所以异，而病皆愈者，得病之情，知治之大体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