序一

自古学者，挟其所长，自命一家者，往往欲持己见，以印定后人眼目，而不知立言之弊，或流而为偏也，如吴又可温疫论是已，唯善读者，淘而汰之，替否而献可，则未始无益矣，刘松峰著类编，于其叙次纷错，字句谬戾者，细加是正，而至其说当否，则置而不论，舒驰远撰摘录，虽于达原饮等，稍加辨驳，然大抵语焉未详，则俱未为善读吴氏书者也，余常慨于斯，将就吴氏书中辨析其能羽翼仲景者，与其悖于仲景之旨以误后人者，述为一书，事务倥偬，有志不果，顷者南丰秋吉文卿著温疫论私评，刊印问世，请余弁言，披而阅之，于吴氏之所偏，必逐一一辨订之，于吴氏之所长必详加表章其说，往往与愚见相符，而其精确，非刘舒二氏之所及，真为善读者，则余亦搁笔勿复烦辨已，抑尝考之，当明清鼎革之际，热疫暴行，遽犯少阳陷阳明，吴氏特目击此等证，遂立温疫无表证，邪著膜原及阴证，世间罕有之说，且不察仲景就证而命名之义，又不知仲景所谓伤寒，是外邪之凡名，名而温疫实包在其中，肆然别树旗帜，开后人歧误之端，此余之所云立言之弊，流而为偏者矣，然除达原三消二方外，临病处方，深得仲景不传之秘，则卓然足以羽翼仲景，文卿所谓彼此对照，反覆玩味，当如合符契者，盖亦谓此也，文卿之书出，而后学知所取舍，则不啻吴氏书之应用无愆，而仲景之旨，亦有因以灿然者，则其益于人，固不浅鲜云。

嘉永二年己酉春三月江户丹波元坚茝庭撰于存诚药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