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剂古今

张子刚曰，近世医者，用药治病，多出新意，不用古方，不知古人方意，有今人所不到者甚多，如诸塞食散，五石泽兰元，三石泽兰元，登仙酒之类，其治疗有意外不测之效，观其所用药，则皆寻常所用之物也，但以相反相恶者，并用之激之，使为功效，详其妙意，盖出于今人之表，经曰，草生五色，五色之变，不可胜视，草生五味，五味之美，不可胜极，盖言错杂和合，则其间必有争效其能者，故不可胜视胜极也，孙真人亦云，神物效灵，不拘常制，至理关感，智莫能知，其犹龙吟云起，虎啸风生，戎盐累卵，獭胆分杯，抚掌成声，沃火生沸，不知所以然也，又如五色颜色和合，其变化不可得而名焉，出乎绳墨规矩之外，然后能致颜色气味之妙，此非神智，则孰能至此，学者不可忽也，（鸡峰普济方，按孙真人云云数语，本于陶隐居，说见于后）。

徐洄溪曰，说者曰，古方不可以治今病，执仲景之方，以治今之病，鲜效而多害，此则尤足叹者，仲景之方，犹百钧之弩也，如其中的，一举贯革，如不中的，弓劲矢疾，去的弥远，乃射者不恨己之不能审的，而恨弓强之不可以命中，不亦异乎，其有审病虽是，药稍加减，又不验者，则古今之本草殊也，详本草，惟神农本经，为得药之正，惟古方用药，悉本于是，晋唐以后诸人，各以私意加入，至张洁古辈出，而影响依附，互相辨驳，反失本草之正传，后人遵用不易，所以每投辄拒，古方不可以治今病，遂为信然，嗟乎，天地犹此天地，人物犹此人物，若人气薄，则物性亦薄，岂有人今而药独古也，故欲用仲景之方者，必先学古穷经，辨证知药，而后可以从事，（金匮心典序）。

又曰，后世之方，已不知几亿万矣，此皆不足以名方者也，昔者圣人之制方也，推药理之本原，识药性之专能，察气味之从逆，审藏府之好恶，合君臣之配耦，而又探索病源，推求经络，其思远，其义精，味不过三四，而其用变化不穷，圣人之智，真与天地同体，非人之心思所能及也，上古至今，千圣相传，无敢失坠，至张仲景先生，复申明用法，设为问难，注明主治之证，其伤寒论，全匮要略，集千圣之大成，以承先而启后，万世不能出其范围，此之谓古方，与内经并垂不朽者，其前后名家，如仓公扁鹊华佗孙思邈诸人，各有师承，而渊源又与仲景微别，然犹自成一家，但不能与灵素本草，一线相传，为宗枝正脉耳，既而积习相仍，每著一书，必自撰方千百，唐时诸公，用药虽博，已乏化机，至于宋人，并不知药，其方亦板实肤浅，元时号称极盛，各立门庭，徒骋私见，迨乎有明，蹈袭元人绪馀而已，今之医者，动云古方，不知古方之称，其指不一，若谓上古之方，则自仲景先生流传以外，无几也，如谓宋元所制之方，则其可法可传者绝少，不合法而荒谬者甚多，岂可奉为典章，若谓自明人以前，皆称古方，则其方不下数百万，夫常用之药，不过数百品，而为方数百万，随拈几味，皆已成方，何必定云某方也，嗟嗟，古之方何其严，今之方何其易，其间亦有奇巧之法，用药之妙，未必不能补古人之所未及，可备参考者，然其大经大法，则万不能及，其中更有违经背法之方，反足贻害，安得有学之士，为之择而存之，集其大成，删其无当，实千古之盛举，余盖有志而未遑矣，（源流论）。

按乾隆四库总目提要曰，盖古所谓专门禁方，用之则神验，至求其理，则和扁有所不能解，（出旅舍备急方条），栎荫府君曰，古经方，如葛仙翁孙真人诸名医之所撰也，而以本草仲景律之，则似不合绳墨者，时以方士禁咒之术，涉迂怪者，杂出其间，又有僻药而不易辨者，有凡品而不堪服者，是以可用于今者，若甚鲜矣，岂立方之指，深奥幽微，非浅庸所能测也，抑时世之变，方域之殊，情性之差使然邪，然临病对证而施之，则效应如神，其出于思虑之表者，不暇枚举，乃与后世诸家，执泥引经报使之说，而所制迥别，是古经方所以不可废于今也，（医略抄序），俱与子刚意相发矣，盖唐人去古犹近，具存典型，如宋人亦能守古义，故其诸方，间有功效甚著，而羽翼经方者，今洄溪谓之乏化机，谓之板实肤浅者，过矣，金元以来，务树旗帜，稍趋别路，然河间东垣，固卓识士，故其治病颇有发明，特至丹溪，则信罗太无说，以为古方不治今病，（详见格致馀论），每对一人，必立一方，当时项彦章有疑于此，见陆简静，始晤古今方同一矩度，（见馀姚县志），如王节斋，私淑丹溪者也，然其著明医杂著有曰，近因东垣丹溪之书大行，世医见其不用古方也，率皆效颦，治病辄自制方，然药性不明，处方之法莫究，卤莽乱杂，反致生无，甚有变证多端，遂难识治，此确言也，而明清诸家，犹仍丹溪之陋，多不用古方，临病制方，沿波不返，遂为套习，医道陵夷，职是之由，是洄溪之论，有自而发矣，要之，谓古方不治今病者，不知古方之理者也，自非善用古方，何能得疗危险之疾，古方其可不恪遵乎，但后世嗜欲日滋，疴瘵日繁，则又有不得不择取诸家方法者，然不敢背仲景之旨，犹是为善用古方欤，如此间专用古方者，徒执文义，不识变通，此亦不能无弊云，（丹溪以前，如石藏用，张洁古辈，皆有古方不治今病之说，斯不繁引）。